2025年2月，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（CPI）环比下降0.2%，同比下降0.7%；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（PPI）环比下降0.1%，同比下降2.2%。以上数据虽然受到春节错月、假期和部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值波动等因素影响，却也折射出当前复杂的经济图景。
截至今年2月，我国的PPI指数已经连续28个月为负，CPI基本在1%以下低位徘徊，而16-24岁青年失业率却一度攀升至17.1%的历史高位。表面上，通缩与失业是两种独立现象，但细究其根源，二者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——社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与有效需求持续萎缩的结构性矛盾，正在制约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。
很多时候，我们都“低估”了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劳动生产率和庞大产能组织能力：
——中国钢铁年产能已经超10亿吨，占到全球的近六成，唐山单座钢厂的年产量即相当于中等工业国总量。在“双碳”目标下，宝武集团通过氢冶金工艺将吨钢碳排放从1.8吨降至0.6吨，同时应用工业互联网实现全流程能耗监控，劳动生产率提升30%。2024年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中国钢铁业人均粗钢产量达1400吨/年，较2019年增长了25%。
——我国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球80%以上，其成功同样源于全产业链垂直整合与技术迭代速度。隆基绿能通过金刚线切割技术将硅片成本降低60%，而通威股份的颗粒硅技术使多晶硅电耗从80kWh/kg降至40kWh/kg。2024年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中国光伏企业人均产出值达480万元/年，较传统制造业高出5-8倍。
——2024年，我国造船业2024年产能突破4000万吨，占全球订单量的47%。其核心突破在于模块化制造技术：江南造船厂通过分段总组建造法，将30万吨级货轮建造周期从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。当前，中国已主导LNG船等高技术船舶市场，沪东中华造船集团的薄膜型LNG船订单量占全球35%，其焊接自动化率超过80%，单位工时效率较韩国同行高出15%。这种“规模+技术”的双重优势重塑了全球造船业的格局。
——湖南邵东的“1元打火机”占据全球70%市场占有率，其核心在于极限成本控制与技术迭代。通过焊接机器人（人力成本压缩至0.015元/只）和本地化产业链整合（半径20公里内完成全部配件供应）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日产5000万只的恐怖产能。大量单品领域“隐形冠军”的存在，使得我国各种看似低附加值的产品同样具备超强的国际竞争力。
然而，生产自动化的进程也正在“摧毁”传统就业岗位：制造业机器人密度每提高1%，传统岗位将减少约0.8%，而数字化的经济等新兴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尚不足填补缺口。这种结构性断裂在汽车行业尤为显著，如某新能源车企产能提升12%的同时，用工规模反而缩减了15%。
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人470台，位居全球第三，但制造业就业人数同比下降2.3%。这种“无就业增长”的背后，是自动化替代劳动的边际效益失衡：企业投资自动化设备的回报周期已缩短至2.3年，而雇佣工人需要承担工资刚性上涨、社保成本攀升等长期负担。更严峻的是，当前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红利未能普惠共享——2000-2024年间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318%，但劳动者报酬占比却从52%降至43%。
收入分配失衡也形成了恶性循环：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仅为平均值的60%，基尼系数攀升至0.465，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仅0.3，而中低收入者被房贷（占收入比达56%）、教育等刚性支出严重挤压消费能力。这种分化形成“企业减产→裁员降薪→需求萎缩”的下降螺旋，北京餐饮业正餐消费下滑10%、汽车行业价格战加剧等现象，正是这一传导的微观镜像。
破局的路径，在于抓紧重构劳动与分配制度：要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机器的替代，使得更多的人变得“有钱有闲”，而不是“更卷更累”。
首先要进行工时改革。冰岛4天工作制试验表明，工时缩减25%反而可使单位时间产出提升35%，消费支出增长22%。我国应当抓紧实施工时改革：在脑力密集型行业推行“周五半日线上办公”，在制造业探索“4.5天工作制+错峰生产”，配合“周五文旅消费券”等政策工具，激活时间置换产生的消费增量。当然，这还需要《劳动法》修订，明确“离线休息权”，斩断数字时代的上班时间侵蚀。
其次是加强分配重构。二次分配需强化对资本利得、财产所得的征税力度，适时开征居民房产税和遗产税，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；三次分配可借鉴华为模式，引导公司将不低于特殊的比例的利润用于员工持股与分配，并建立超额利润分享机制；公共服务方面，要持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力度，破解居住成本对消费的挤出效应；加大生育补贴力度，建议对3岁以下婴幼儿给予每年每人1万元以上的货币补贴。
再次是大力创设就业岗位。设立“过渡性就业基金”，资助企业为45岁以上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能重塑，将职业培训支出抵扣比例提升。打破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的壁垒，建立“企业-职业院校”的模块化技能认证体系。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，在社区服务、养老服务等重点民生领域，大力创设就业岗位，将“富余”出的劳动力，用于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幸福度。
当北京SKP商场奢侈品专柜排起长队，而社区菜场的摊主们在为五毛钱差价反复计较，这种割裂景象揭示出一个事实：我们虽然创造了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，却未能很好构建起供给、需求、分配的良性循环。通缩与失业的共生的困局，本质是“见物不见人”的发展模式失衡。
破解之道，在于始终将“人的尺度”置于政策核心——当流水线中透支健康，当外卖骑手能分享平台经济的发展红利，当年轻创业者不再为房贷放弃梦想，才能使供给、需求、分配的齿轮真正咬合。这不是对市场规律的背离，而是对经济学初衷的回归：让技术进步的红利润泽众生，使经济稳步的增长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。
